小引

1933年，当所有西方世界正因大忽视的极冷而战栗时，淌若又名忌惮的好意思国读者翻开当年的畅销演义《隐没的地平线》，他一定会为书中编造的“香格里拉”感到一种混合着惊异的向往。

在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笔下，三个英国东谈主与一个好意思国东谈主为了逃离战火，不测迫降在西藏深处的雪域高原。幸存的他们被带入了一座名为“蓝月谷”的喇嘛庙。这里坐拥与世停止的巍峨雪峰与静谧山谷，保留着一种前当代式的东方田园山歌，东谈主们也朽迈得更为清闲。然而，真确令这些西方闯入者感到震颤的，是喇嘛庙内明显摆列的全套当代精采景不雅：中央供暖系统、好意思国制造的青瓷浴缸，以至还有一架羽管键琴和一架当代三角钢琴。郑重的满足冲淡了巨流猛兽的麻烦，主东谈主公康韦慢慢对这里产生了招供；他心中对于干戈的怯生生和对于当代工业社会的厌倦，也被这座精采与野性共存的乌托邦所安抚。

作者希尔顿利害地瞻念察到，在当代性的重压下，当代东谈主所渴慕的极乐世界，从来不是透顶追想粗粝深重的传统农耕生活，而是进入一个折叠的空间：它必须领有窗外的凄凉来提供审好意思的精采感，同期必须保留屋内的钢琴与浴缸来保管生计的安全感。这种“身在蛮荒，心在精采”的生计结构，在数十年后，在距书中那座香格里拉相去不远的大理，找到了一场逾越时空的回响。

图为本文作者拍摄的大理当承。

当边缘碰见边缘

时辰来到1984年。彼时的中国刚刚向世界打开大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迎接了第一批西方搭客。那些搭客大多是财力淳朴的退休老东谈主或官方代表团，他们住在奋斗的涉外饭铺，透过大巴车的玻璃窗凝视中国。

而此时，处于中国西南方陲的大理，却迎来了一批迥然相异的西方容貌。他们大多是从东南亚沿湄公河、澜沧江北上进入云南，行李浅显，预算拮据，自称背包客（Backpackers）。这群年青东谈主深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文体润泽，对那时撒切尔与里根时间横行的耗尽想法和新目田想法感到厌倦。于是，他们光棍启航，哑忍着颤动的远程巴士，囊中揣着那本被称为旅行圣经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试图在东南亚森林和中国西南山脉中寻找终末一派未被当代性混浊的精神栖息地。

率先的相见念念必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大理地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的结合部，苍山十九峰如屏风般直立，洱海如镜面般铺展，地舆上的顽固性使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文化生态。大理古城的居民们，一定是充满惊诧地详察着这些头发蓬乱、背着巨大行囊的白东谈主后生。对于土产货东谈主而言，这些外来者是难以贯通的闯入者；而对于背包客而言，这些身着布衣粗服的白族老东谈主和他们死后的瓦房，则是前当代田园最好意思满的配景。这种景不雅匡助他们完成了冒险者的身份建构：在他们的领略舆图里，苍山洱海环抱下的大理，是中国的边缘；而手脚第三世界的中国，又是世界的边缘。双重边缘，这是只好冒险者才敢闯入的禁区。背包客们循着《孤独星球》，游历田园和白族社区，拜谒古城中濒临倾塌的老建筑，自觉得正在深入原始，亲历实在。

然而，这种东方想标准的对原始的追求，似乎有着严格的鸿沟——它仅停步于凝视。当原始波及肠胃和耳膜时，背包客们便按纳不住了。正如康韦在香格里拉不可莫得浴缸，背包客们很快就运行对土产货的浅显生活感到厌倦。他们不再对米线和饵块感到新奇，肠胃运行狂放哀吊咖啡、披萨和三明治；他们的耳朵也无法被乡间的习惯音乐安危，而是渴慕听到鲍勃·马利（Bob Marley）、王子乐队（Prince）和阿巴齐唱团（Abba）的郑重旋律。

于是，一场奇妙的空间改良运行了。背包客们运行与土产货东谈主结合，改良当地的饮食礼聘。在背包客的率领下，土产货东谈主支起此前绝世超伦的咖啡馆，尝试制作咖啡和简餐，包括一种名叫香蕉煎饼（Banana Pancake）的西法甜点，这谈已被背包客们引入东南亚数座城市的经典好意思食，也严容庄容地被带到了大理。咖啡馆里也播起了泰西摇滚乐的盗版磁带，就如香格里拉那一架能奏出肖邦乐章的三角钢琴一样，为痛楚的旅东谈主提供了如家般的安危。白昼，背包客们去田园里凝视劳顿的农东谈主，去苍山上寻找野生的致幻体验，称心对蛮荒的猎奇；夜晚，他们清偿护国路（后被称为洋东谈主街）的咖啡馆中，吃着郑重的西餐，用英语高睨大谈冒险经历，享受着“精采”的安全感。

这种看似分裂的双新生活，被东谈主类学家贝丝·诺塔尔（Beth Notar）在其著述《逸想的置换》中，精确地解构为一场“叙事的双向畅通”（Narrative Double Movement）。

畅通的一端，指向“视觉的文化本真”（Visual Cultural Authentic）。这是背包客们投向大理的讨论凝视：这种凝视通过老城墙、苍山雪与白族衣饰等原土文化记号得到称心。一朝目睹老建筑被废除，更当代的水泥结构拔地而起，背包客的懊丧之声便随之而至，质问新建筑的丑陋与文化的灭失。通过接管和赞扬视觉上的生分性，他们建树了与西方当代精采的物理区隔，并将这种体验滚动为宝贵的文化本钱——以此向自我确证，我方是勇于抵达未被混浊之地的反叛者与探险家，更在无形中为大理轨则了何为实在的审好意思范畴。

然而，视觉的冒险通常会被身材的赤诚所牵制，这便引出了畅通的另一端——“躬行的跨邦本真”（Visceral Transnational Authentic）。诺塔尔挑升使用了“Visceral”（与内脏相干的）一词，直指最底层的肠胃与感官习惯：眼睛不错全天候地猎奇，但身材却必须得到郑重的安抚。当大理的基础循序无法为身材提供饱胀的当代满足感时，背包客便通过懊丧这里的欠阐发，来依稀地重申我方手脚“第一生界公民”理当享受的优厚性。这种懊丧是一种阶级地位的再阐明——它教唆着背包客，我方天然身在边缘，但依然属于阿谁更高等的精采中心。

《孤独星球：中国》的新旧版块，左侧为1984年的初版

跟着大理缓缓变得游东谈主如织，追求小众原始的初代背包客们离开了大理，散布到东南亚或云南的其他城镇。但背包客们这种特权式的逃离并未跟着其离去而斥逐。到了2010年代，大理迎来了新的朝圣者。此次涌入的，是自称为大理新侨民和数字游民的一批逃离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

他们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背包客有着高度相似的生活背景：他们雷同受困于大批市日益逼仄的生计空间与绩效想法的无穷鼓舞，对异化自己的主流叙事感到深深的痛楚，渴慕东谈主与天然的亲近搏斗。来到大理，他们热衷于在这片苍山洱海间演出一场前当代的山歌：他们挤进三月街的集市背回崭新的蔬菜，在才村的田埂上恭候一场日落，或是租下破旧的白族老院子试图追想乡土。

然而，这种对田园的叶公好龙，一朝波及当代生活的成果底线便眨眼间瓦解。当他们试图将这些老院子改良为恰当中产阶级尺度的满足居所（如装上落地窗与浴缸）时，便爆发了与当年背包客懊丧“茅厕脏”如出一辙的突破。

在后生志访谈的一个案例中，两名大理新侨民也曾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辰才把一座老屋子装修成民宿，当地工东谈主“生活节拍不紧不慢、穷乏时辰不雅念和左券精神让他们很头疼”；字据澎湃新闻的一篇报谈，大理新侨民常懊丧土产货建筑工东谈主的“恬逸、时辰不雅念差、时间差、返工率高”。但殊不知，那些退却施工程度的原理，适值源于新侨民们视作景不雅的、充满他乡风情的前当代生活节拍：“今天村里成婚，翌日办凶事，后天对山歌，大后天开海节，然后这个月插秧，下个月收包谷，下下个月采蚕豆，各样事情就阻误了工期。”

这组成了大理新侨民们最调侃的激情图景：他们之是以被大理眩惑，正是因为这里保留了“有别于城市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如节日、农事与慢节拍；但当这种生活方式确切以低成果的面庞介入他们装修屋子的程度时，他们又坐窝祭出当代工业社会的尺度，以此审判土产货东谈主的“过期”，进而完成一次对于自己精采等第与阶级优厚性的避讳阐明。他们渴慕耗尽大理的情面味，却拒却支付情面社会所势必附带的时辰成本。

当代性的幸存者

为何《隐没的地平线》中的康韦、沿着香蕉煎饼之路北上的背包客和新世纪的大理新侨民，齐抛不下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心态？咱们必须将办法投向三批外来者死后那幻化莫测的时间背景。名义上看，他们所处的经济周期迥然相异：1933年的康韦身处大忽视与战前阴云的崩溃前夕；1990年代的背包客身处新目田想法狂飙突进的欣忭泡沫；而2010-2020年代的新侨民则身处经济高增长据说覆没、社会竞争压力泄漏的内卷时间。

然而，这三种看似迥异的时间底色——崩溃、虚无与内卷，在社会激情层面却指向了归拢个内核：当代性对个体精神的系统性挤压。正是这种挤压，催生了一种具有高度跨代共性的阶级属性。不管是康韦、嬉皮士如故数字游民，他们齐并非被时间车轮透顶碾碎的受害者，威斯人而是领有文化本钱或经济本钱的“当代性幸存者”。

这种幸存者的荒谬身份，决定了他们对双重本真性的握着并非讨论，而是一种保管精神与躯壳双重存活的刚需。凄凉的应承，允许幸存者们通过凝视一个“不像当代社会”的场地，来在精神上阐明我方已经生效逃离了那座令东谈主窒息的系统；但屋内的钢琴和咖啡，才是称心躯壳惯习的锚点，亦然远离幸存者与受害者的唯独壁垒。康韦无法剥离英国名流的习性，淌若莫得中央供暖和三角钢琴，隐居便成了充军；背包客无法哑忍真确发愤带来的匮乏，香蕉煎饼与披萨是他们手脚西方东谈主的安全底线；数字游民怯生生阶级地位的跌落，高速WiFi和手冲咖啡讲解他们依然在主流社会中占有弹丸之地。他们必须将当代性移植至此，因为只好领有这些当代循序，他们才能阐明自己的幸安身份，体面地与真确的边缘群体——那些被动生活在空乏中确当地东谈主——划清鸿沟。

这种逾越世纪的幸存者身份，不仅决定了他们的激情结构，更真切地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毕竟，屋内的钢琴需要奋斗的购买和爱戴成本。当咱们追问这些逃离者的经济来源时，会发现一幅高度相似的图景：不管是1990年代的背包客，如故2020年代的数字游民，他们在大理的优渥生活，骨子上齐建立在一种珍爱的“时空套利”之上。

背包客们的目田，通常源自一种蔓延的支付。他们在西方的高强度膂力干事阛阓（如餐厅、农场）赚取好意思元或英镑，随后诓骗巨大的汇率势能，降维进入东南亚或中国边域渡过间隔年（Gap Year）。他们宣称来此是为了践行自觉的简朴，但这种简朴骨子上是一种特权性的发愤，因为他们领有随时完了发愤的智力。

而大理的新侨民们，则将这种套利升级为即时的收割。新中产们通过置换一线城市的奋斗房产，在大理得回了数倍的空间溢价；数字游民则诓骗云办公和线上交往系统堵截了地舆完了，肉身镶嵌在大理低价的田园中，坐褥和投资关系却维系在一线城市和云表。

于是，咱们看到了一幅充满悖论的表象：这些逃离者恰正是诓骗了他们所厌恶的阿谁纷乱系统的红利，如强势货币、轨制性金钱与数字基建，才购买到了在大理“抵抗系统”的阅历。

同质化的乌托邦

这种对系统的依赖，不仅体当今经济账本上，更浸透进了他们对凄凉的探索方式中。诺塔尔发现，来到大理的背包客虽以冒险者自居，但他们的踪影却从未真确踏入未知的荒漠，而是亦步亦趋地踩在《孤独星球》轨则的安全旅途上。他们不错对临近连车平斗的无名庙宇闭明塞聪，却一定要去“考证”指南书中记号过的景点。与其说是探索，这倒更像是一场死搬硬套的打卡。

这种考证的骨子，是对夙昔西方探险家的一种纵情师法，亦然对殖民遗产的一种无领会接收。回望19世纪末，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和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Ward）等探险家率先踏入这片横断山脉时，他们并无指南可依，只可我方用标本夹和日志本，为后东谈主撰写指南。他们的探索受一种冷峻的“求真意志”驱动，旨在建树对嚚猾、生分的边缘的学问主权；而非像自后的背包客那般，将匮乏的自我投射于编造的“边远”，寻求一种带有自恋颜色的精神推拿。

天然，这种科学磨真金不怕火背后藏着真切的殖民想法逻辑。探险家们死力于追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言的“可读性”（Legibility）——通过累积、分类、测绘，将正本暗昧、流动的在地学问，强行纳入西方当代科学的分类体系。当他们用拉丁文重新定名那些早已领有白族或纳西语名字的花卉时，他们亦然在宣告：边缘之地不再领有自我解释的权利，它必须通过西方的定名才能被世界看见。

正是探险家留住的舆图，成为了后世背包客们进入边缘的入场券。反讽的是，背包客们自以为在抵抗西方的工业精采、寻找东方的精神净土，其所谓的越轨实施却一碗水端山地落在西方探险家为帝国绘画的舆图之上。探险家用测量和定名界说了他乡，背包客们只是在关爱地耗尽这种被西方学问编码过的他乡。

相似的逻辑，如今也在那些奔赴大理的幸存者身上重现。只不外他们手中捧着的，不再是代表精英凝视的《孤独星球》，而是抖音、小红书这类阻抑复制细腻生活模板的酬酢平台。他们宣称要寻找小众与野性，但如故在算法的会剿中，被导航到了归拢家领有出片机位的咖啡厅里。

这揭示了幸存者的另一个尴尬真相：他们渴慕当代性的满足（钢琴、WiFi），也无法开脱当代性的导航。他们所体验的大理，是一个经过指南书剪辑和酬酢媒体算法经心筛选过的过滤版大理。他们以体验各样性为初志，却因对细则性的依赖，最终堕入了另一种深层的同质化。

当车载斗量个渴慕专有的幸存者，带着雷同的当代性生活方式涌入归拢个边缘市镇时，地域的同质性便不可幸免地发生。早在1990年代，大理一家热点背包客咖啡馆的策动者Frank——一位挑升给我方取了西法名字以接收贸易的土产货回族后生——就曾向东谈主类学家诺塔尔发出过欷歔：“他们正在把中国变得跟好意思国一样，又把好意思国变得跟纽约一样。”

这句谶语在二十年后得到了更具象的考证。2010年代移居大理的作者许崧见证了这还是过：跟着众人旅游波浪的呼啸而至，古城铺面的房钱在四年间翻了近十倍。他感叹谈：“洋东谈主街名气大了，搭客越来越多，环球就把土地让给搭客了……房租起来就不行了，每天一睁眼就欠着房主钱，只好合计卖什么东西好挣钱，各样性就灭失了。这亦然为什么宇宙的搭客街售卖的东西齐差未几的起因吧。”

古城中那条著明的洋东谈主街呈现出一种狠毒的辩证法：起始，那些稀薄冒出的咖啡馆与酒吧，如实是为古城注入异质活力的各样性飞地；但从全球视线来看，这恰正是大理专有性的消磨之始——它运行变得与东南亚的背包客圣地，乃至西方世界的耗尽景不雅高度同构。这就是大理所经历的第一重同质化。

跟着高铁通畅与旅游宣传，海量的搭客与本钱涌入大理，进一步推高了地租，洋东谈主街乃至所有大理古城便跌入了第二重同质化的山地：这一次，它们不再只是是像曼谷考山路那样与西方同质，而是变得与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尺度搭客街面庞重叠。此时，追求生活方式的新侨民与数字游民，反而成为了被高房租和喧嚣罢了的受害者。

濒临这滔滔而来的粗糙化波浪，厌恶喧嚣的幸存者们被动开启了一场狠毒的空间奋勉。他们从洋东谈主街撤回至东谈主民路，进而撤回至古城以外的才村、龙龛、喜洲等白族屯子。然而，这种撤回却在随机中激发了第三重同质化——乡村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数字游民们向屯子中搬运了杰作咖啡、分享办公等各样当代性生活景不雅，在推高屋基地房钱的同期，也熨平了正本散乱多态的乡村生活。

这股同质化的波浪抹平了地舆的各异，消解了逃离的意旨，以至让身处其中的东谈主反水了我方的初志。建筑师赵扬曾在大理见证过一个乌托邦愿景的落空：2011年，单亲姆妈陈蓉为开脱北京那种“只可在奋斗中寻找存在感”的生活，带着犬子迁居双廊，托付赵扬策动一座面向洱海、氛围称心的家。然而不到一年，在本钱力量的席卷下，也曾宁静的双廊渔村飞速形成一派充斥防御大密集的海景东谈主皮客栈的喧闹工地。双廊躁动的氛围让陈蓉放胆了长居念念念，决定趁势干与这场本钱游戏。她指引策动团队将正本的家切割成追求坪效的东谈主皮客酒店间，又在工程中后期握意加码楼层和杰作化客房，最终与策动团队不欢而散。陈蓉来到大理原是为了寻找目田，却没意象郑重的齐市竞速忌惮也波及至此，最终让我方变回了也曾最念念逃离的形式。

这场同质化的波浪远未停步。每当一座边缘小城因过度拥堵而失去了乌托邦的滤镜，当代化的幸存者们便会再次出逃，奔向下一个能彰显冒险者身份的坐标。1995年，一位为服务西方搭客而取名Mary的藏族导游便看透了这种膨胀的骨子。她觉得大理被东谈主潮放手只是一个开头，雷同的毁灭逻辑随后将推向丽江，并最终在更深处的中甸（后改名为香格里拉）演出。

这大略就是边缘乌托邦的宿命：逃离者们所尝试逃离的事物——那种全面铺伸开的当代性窒息感——反而经由他们的逃离道路，悖论性地在正本边缘的边缘蔓延开来。他们渴慕拥抱边缘的凄凉，却把凄凉形成了他们刚刚逃离的那座城市。

结语

大理，也许并非一座乌托邦，而只是一面照射了中心逸想的镜子：一百多年前，探险家们在此投射出帝国的学问讨论；大忽视时期，詹姆斯·希尔顿在幻象中照射出西方精采对末日的集体怯生生。八十年代以来，打扮成反叛者表情的背包客与逃离大城市的大理新侨民们，则从中照射出我方那身未始脱下的城市皮囊，照射出当代性幸存者的特权与逸想。

从这个意旨上说，咱们在大理书写的，不是对于反叛的故事，而是对于逆境的故事。它揭示了当代东谈主无处可逃的宿命：只消咱们依然无法割舍对当代性特权的依赖，那么不管逃到哪个边缘的边缘，咱们最终建造出来的，齐只然而另一座更奋斗、更拥堵的北京或纽约。咱们在苍山洱海间尝试寻找某种前当代的田园山歌，却最终撞进了我方那无处安放的忌惮倒影。

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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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志Youthology. (2021年8月27日). 大理新侨民的四十年. 微信公众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STsCAO1JTCZYODcIqgeDuA

后生志Youthology. (2021年10月11日). 我在大理种地卖菜，感受更接近生活骨子的生活. 微信公众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RhI7QEMLpHtScx8PYW3w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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